孙歌：喝酒与做学问

喝酒与做学问

孙 歌

来日本的中国人，不管多么迟钝，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日本人对酒的态度。日本人似乎都不胜酒力，很容易喝醉，然而每当夜幕降临，东京大大小小的酒店里就都坐满了端着啤酒杯的客人。顺理成章，十点钟以后，在几乎任何一辆电车汽车上，你都可以碰到“醉鬼”。对于喝醉的人，日本人特别宽容；对于宣布自己喜欢喝酒的人，日本人则报以亲切的微笑。中国人对喜欢喝酒的人没什么好感，至少“酒鬼”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称呼；而在日本，能喝酒的人却往往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伙伴，“喜欢酒的人是好人”，这句令中国人迷惑的口头禅，实实在在地反映着日本人独特的价值判断。

我曾经跟不同的人去过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酒店或茶馆，有机会仔细观察了日本人在下班后回家前这段时间中的活动情况。不能说每个人每天下班后都直奔酒店，然而一个人下班后如果不想马上回家，那么他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酒店。笼统地称之为酒店的地方，其实可以分好多种：酒吧、西餐厅、和式餐厅、日本式的寿司屋、鳗鱼菜馆……不管在哪种场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酒上得很快，而菜却迟迟端不上来。尤其在日本味儿十足的小菜馆里，常常是顾客点了菜以后才由厨师下灶去做，要是你点了费时间的菜，那么等上一个小时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稀罕的倒是所有的顾客对于上菜的快慢全都不以为意，即使服务员迅速端齐了所有的菜，顾客也不会用同样的速度去吃它，“醉翁之意不在酒”，晚上光顾酒店的人所需求的，实在是酒菜以外的东西。

来酒店的人一般都是两个人以上，大部分是同事或同道者。他们一边呷着啤酒，一边聊天儿，常常一喝就是几个小时。喝酒的时间越长，谈话就越投机，感情就越亲密。与白天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相反，在酒桌上，日本人毫无顾忌地开着各种玩笑，以最轻松的态度进行情感交流。日本人一般都有自己固定的酒友，换言之，有最相投合的朋友，不光顾酒店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在日本社会中，尤其在支撑着日本经济的大企业之中，一个不会喝酒的人很难获得别人的好感，因此也就大大减少了向上发展的机会。

酒在日本人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这是因为日本社会有着非常独特的结构方式。大而言之，由单一民族组成的日本社会将人际关系放在显要的位置上，义理与人情成为这个社会向前发展时必不可少的手段；小而言之，每一家公司都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公司的经理及其智囊团则充当着家长的角色，他们不仅要关心每个职员的工作，而且要关心他们的婚丧嫁娶，体察他们的烦恼与忧愁。一位来东京做研究的中国医生告诉我，她访问一家私立医院时，发现该医院每个科室都有一本“百科事典”，里边详细记载着每个工作人员的出生年月日、自然情况、家庭情况；每个退休的甚至去世的人也都有记载。至于该院的各种事件都详加记述，供全院的人自由翻看。这样，不仅全院职工互相之间有所了解而建立起了亲密感，而且在每个人过生日、结婚或其他喜庆日子里，他都会收到来自医院方面的祝贺。这个医院的做法很有代表性，日本人很少改换工作，一般都是在同一个单位干到退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才能并非衡量日本人的唯一标准，人际关系才是重要的评价准则。一个经常调工作的人被视为没有能力与他人相处的人，这种人再有才能也不会得到重视。相反，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时间越长，说明该人善于与人相处，他的资本就越雄厚。

把日本人的礼节放到这样的社会结构方式中来观察，就会看出它的不可或缺。日本人的礼仪并不仅仅具有教养的意义，它简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社会人类学家曾将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描述为三个渐次扩大的同心圆，在最中心的是日本人的家庭关系，这里边并不需要繁冗的礼仪；第二个圆圈则是每个人的社会关系，走进这个圆圈之后，日本人需要按照严格的礼仪标准行事。我曾在电车上目睹两个年龄相仿、装束相同的中年男人上车，一个抢在前边，占了一个位置，却并不坐下，等后者上来之后，马上让给他。而后者也并不客气，昂然地坐下了。我于是明白，这两个人在公司里是上下级关系。这种在外国人眼里近于荒诞的举动，在日本人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礼节。有趣的是，这种礼节到了晚上喝酒的时候，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下级在这时去拍上级的肩膀，绝不会受到怪罪。而这白天晚上礼节的不同形态，表现的却是同一个内涵：在第二个圆圈里，日本人依靠互相照顾来巩固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因此，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日本人很注重感情的交流。感情是维系日本人社会集团的重要纽带，即使你是个外国人，当你被日本人视为朋友并按他们的情感逻辑行事时，你立刻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片温暖之中。而走出这个圆圈进入最外层的第三个同心圆之后，日本人则显示出超常的冷漠。这个圈子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他人的世界，礼仪虽在，内容却已全失。东京闹市区常有人为柬埔寨难民募捐，所得甚微，并非日本人吝啬，实在是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不允许他们在第三个圈子内浪费自己的感情。

也许我把话题扯得太远了，现在必须回过头来重新讨论酒的文化意义。与中国人的习惯不同，日本人的家庭不是社交的重要场所，喝酒大部分是在酒店进行的。这中间自然有种种解释，诸如日本人的家庭是属于自己的，不允许外人介入；日本的社会发达，去酒店喝酒并不昂贵；以及说酒馆是公司与家庭的中介，日本人通过喝酒遣散了一天的疲劳与不快，回家后会心平气和；等等。我以为这种种解释都太皮相。诚如日本人自己所说，喝酒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工作。既然喝酒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那么感情交流就不允许有距离存在，而任何局外人的出现都会造成距离感。在多数情况下，女主人对于客人来说都是局外人，而客人又不能像对待酒店服务员那样无视女主人的存在，因而在某人家里喝酒的效果就远远比不上在酒店喝酒的效果了。

我所在的中国30年代文学研究会每周活动一次，讨论结束后差不多都要去喝酒。像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这些学者也是有超越本民族其他阶层人士的理性与反省能力，但他们毕竟不可能超越本民族的文化形态而存在。于是，每到星期四下午五点以后，我便随着他们一起走出树影婆娑的东大校园，进入附近的随便哪一家菜馆。可惜我不会喝酒而且害怕喝醉，每次都喝橘子水，对于那些亲切的日本同行来说，这也许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吧?

然而潜移默化之中，我却对日本学者的治学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来日之前与刚来日的那一段时间，我就学问论学问，觉得日本人考证烦琐，研究的层次不高，而且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人有如此强的微观研究能力，却没有产生一个文本研究的流派?今天，当我把喝酒与做学问联系起来思考的时候，却突然得到了某种启悟。

任何一个日语不到家的人大约都会有我这样的体验：当你用日语与日本人交谈的时候，如果你没能弄清对方语流中的某一部分内容，因而没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或者做出了错误的反应，对方立刻会改换话题。还有另一种情况，当对方谈话时你尽管听懂了却没有进行呼应，对方就会误认为你没有听清，就会再重复一次。总之，日本人在交谈时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谈话对手的存在，并将双方正确地理解对方的意图作为谈话的标准。在双方的交流发生困难而不能产生共鸣的时候，日本人就会认为没有将谈话继续下去的必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方还要继续将自己的想法推销给对方的话，他就会被认为“自我表现的欲望太强”。与酒的文化意义相同，这种谈话方式的文化意义也在于对心灵交流的重视。一个滔滔不绝而不留意对方的谈话者之所以不受欢迎，就因为他把表现自己的想法放到了比与对方交流更重要的位置上，因而违反了日本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日本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中国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人际关系的叛逆者。他们中大部分人具有优秀的学术品格。对真理的信仰使他们超越了普通日本人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因而具有更多的国际色彩。同时，日本文化的特色也在他们的研究方式中得到了表现，形成了他们固有的研究特点。

在听丸山先生讲课与参加丸山教授的研究生们的课堂讨论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丸山先生总是引导学生去分析作者的意图，并且严格要求学生们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事实上，这也是其他日本学者最常运用的方法。在与作品“对话”的时候，日本学者非常尊重“谈话对手”——作者，如果他不能清楚地、令人信服地解释作者想通过作品表现什么，他的工作就不算成功。与此相联系的，是日本学者对于作者本身的浓厚兴趣，作者生平中的一切关节，他们都会巨细无遗地加以考察。同时，作品中提到的人物，如果是实有其人，那么他的生平也会得到考证。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鲁迅晚年的医生托马斯·旦是美国人，为了考察他的生平，竟有学者特地跑到美国去。不管怎么说，这样一种对于“人”的关心，似乎是日本文学研究的特色之一，只有在与日本学者一起喝过酒以后，你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研究方式。

喝酒是一种对话的方式，学术研究也是一种对话的方式。通过这种种对话，日本学者的人格受到了锤炼。在日本的学术著作中，盛行着一种“对谈”的形式，就是由两个学者(有时更多)以对话的方式共同论述一个问题。据说人们普遍认为不能掌握“对谈”技术的人无法成为合格的研究者，我想，如果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或许可以说，一个合格的学者应该首先具备尊重对方(无论对方是研究上的合作者还是被研究的作家作品)、理解对方并与之交流的愿望。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学者之间虽不会有门户之见与派系之争(应该指出，这一点同样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社会的特殊结构方式之中)，但总体来说他们是宽容的。

由日本学者的喝酒与做学问，我不能不联想到中国的学问与酒。中国人的喝酒也可算是一种文化形态，但其内涵与日本的大不相同。日本人喝酒时，第一杯要由别人倒，以示相互之间的尊重，第二杯以后一般是自己根据需要自斟自饮，绝不会有人强迫你喝。如果日本人喝醉了，那只能是因为他自己想喝，绝不是被人灌醉的；在中国，情况正相反，喝酒的高潮就是劝酒，每一个劝酒的人都认为自己比对方更了解他的酒量，因而坚信自己有义务强迫对方喝，直到将他灌醉为止。中国人的喝酒与其说是在交流感情，不如说是在相互挑战，正如一位日本朋友对我描述的那样，她在中国逗留的时候，曾被迫与一位大学教师进行“喝酒比赛”，直到最后她以半杯之差取胜才收了场。这种喝酒比赛，我在日本至今还未曾见过。

与这种喝酒的方式相联系的，是中国人的交谈方式。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强烈地意识到谈话对手的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不管对方反应如何都照样喋喋不休的人。既然在中国社会结构方式中感情交流不起重要作用，那么人们在日常行为方面不去追求这种双向的交流也是很自然的了。然而，这种情况一旦反映到文学研究中来，却往往会引起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现象。比如最常见的所谓“商榷”，给人的感觉很像中国人劝酒，不论对方本意如何，酒先倒过去再说。除掉少数有政治背景的场合不算，在多数情况下，学术论争都因为双方缺少接触点而草草收兵。同时，因为缺少对话精神，商榷便常常会伤和气。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学术缺少宽容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潜意识中，我们经常习惯于在否定别人的基础上肯定自己，而这样做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我来日本后深深感到，如果在我们的学术领域中注入更多的对话精神，那么中国的学术界会出现更多的生机。

我必须在此补充的一个问题是，日本并不是一个个性充分发展的社会，日本人的对话精神基于日本社会对感情维系作用的强调，而不是基于对于自身价值的认识，所以典型的日本人都非常看重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中，尽管许多日本学者具有文本批评的能力，他们却不容易建立真正的文本批评流派，因为文本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作者，并且赋予研究者更多的解释权利，这与日本的学术气氛不相吻合。日本学者喜用考证方法，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缺少宏观能力，而是因为，唯有考证最能避免主观的诠释，因而体现出对于研究对象的尊重。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一部分学者“六经注我”的态度。近年来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尤其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之中，出现了通过作品分析表达自己意图的倾向，作者几乎被排除了，强调客观性的考证方法受到了冷遇，研究者明显地高于作者。实际上，中国也不是一个个性充分发展的社会，这种研究方式的心理根源在于认为自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利。如果说日本人过分地看重对方，那么中国人也许过分地看重了自己。日本正在转型，中国也正在变化，将来两国的研究者会为自己创造什么局面呢?我真诚地建议，喝酒的人和不喝酒的人，都一起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以获得学术品格上的自觉。

附记：此稿草成之后，我匆匆复印了一份，交与丸山先生，想听听他的意见。丸山先生对于我的看法基本上赞同，但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比如日本为何没有出现文本批评流派的问题，丸山先生认为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日本人过分重视作者，而应该说文本批评有自身的局限，有一些作品用文本批评是解释不清的。比方鲁迅的《故乡》，不了解鲁迅童年时代的情况就很难理解；而《伤逝》倒可以用文本批评去分析。因为研究室里这时来了客人，我们的谈话被迫中断，所以我只好在此附上这么短短的几句。